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，分布有大中小河流几万条，但能被用作文学作品书名的却没几条。呼兰河算不上大江大河，却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就成为一部长篇小说书名。被誉为上世纪“三十年代文学洛神”的女作家萧红，以这条河名命名了她的代表作《呼兰河传》。
呼兰河发源于小兴安岭，蜿蜒流转千余里，在松嫩平原腹地滋养了6个县（区）的世代民众。其流向先西南，再正南，在哈尔滨市区东北隅汇入松花江向东北流去，最后随着黑龙江进入俄罗斯东北部的鄂霍次克海，等于是流进了太平洋。
呼兰河望奎段秋色我的家乡望奎县毗邻呼兰河，与原绥化县一河之隔。我人生的前19年，几乎就是在呼兰河畔绕来绕去度过的。20岁后，我去关内和南方辗转几年又返回家乡，曾在原绥化县、原绥化地委以及省城哈尔滨工作近30年，等于是长期在呼兰河两岸及中下游地区生活过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这不但是一条流过我家乡的河，也是一条流过我大半生的河，更是一条永远流在我心里的河。
少年梦幻
我的出生地是望奎县城，历史上曾叫“双龙镇”，是一座神奇小城。
神奇点之一，是有两条既不长也不宽的天然护城河，几乎是环绕了城郭四周。它们像是某位神灵的一双臂膀，有力地环卫着县城；它们还像是菩萨的一双神手，亲切地捧护着县城；它们更像是一双乌黑发亮的蛟龙，争戏着小县城这颗宝珠。“双龙镇”因此而得名。
两条小河分别叫作“头道乌龙沟”和“二道乌龙沟”。在全国，罕见这样有天然护城河环绕四周的城镇。望奎城也因此被称为福地。
神奇点之二，是这两道乌龙沟几乎等距离地拱卫着县城。因此，在正南、东南、东北、正北、西北、正西等6个方向，两条小河及其支流上分别建有被人们统称为“八里桥”的6座小桥。它们到县城的距离，大约都是4、5公里。
绕过县城之后，头道乌龙沟向西流入山头芦水库，二道乌龙沟向西南流经先锋水库后汇入通肯河。通肯河，是呼兰河的主要支流，也是望奎县和青冈县的界河。
望奎县望奎镇平面图在双龙镇出生后刚满周岁，我就被父母交给居住在乡下的爷爷奶奶照看。爷爷奶奶当时住在卫星人民公社（现卫星镇）所在地惠头大队，距呼兰河北岸4公里。我大约6岁那年，在省城工作的姑姑结婚，奶奶带我去参加婚礼。
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呼兰河，也是我对人生事物的第一个完整记忆。
当时感到这是一条水面好宽好宽的大河，卫星公社的人们都把它叫作“南大河”。它隔断了尚是砂石路面的绥望公路，人和车过河都要乘轮渡。人先从汽车上下来，等汽车开上轮渡船后人再走上去。
小孩子眼中一切都是新奇的，第一次看到大河并乘坐汽车、渡船、火车的兴奋更是无法言表，所以被永远地留在了记忆里。
在卫星中心小学读完一年级，父母把我接回县城，一直读书、生活到中学毕业。起初几年，爷爷奶奶仍然居住在惠头，所以寒暑假我还会回到乡下。
爷爷那时已年届古稀，但身体硬朗，神清智明。在我学龄前那几年，他参加生产队农业劳动之余，还教我背诵《百家姓》、《三字经》等，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启蒙先生。
在我的记忆中，爷爷十分勤劳，总是在不停地做事。我至今还依稀记得他带领我步行七八里路，去“南山头”砍柴的情景。
所谓南山头，是当地百姓对呼兰河北岸一条带状丘陵的俗称，后来被称为“庙山”。其实，它的上下高差也不过二、三十米。这就是我19岁之前见过的所谓“山”了。
山坡上，生长着茂密的灌木丛，也有一些不算高大的乔木夹杂其间。爷爷带着我，把一些散落的硬杂木枝条收拢起来，或者是用镰刀割下一些比较粗硬的蒿秆，捆在一起背回家做烧炕、做饭的柴火。
年奶奶抱我看公社第一台拖拉机六十年代初，绥望公路的呼兰河口上架起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大桥。虽然只有大约一二百米长，也照样被交通闭塞所困已久的望奎人誉为飞落在南大河上的彩虹、长虹。这座望奎县境内的最大桥梁，随之成为全县最“壮丽”的景观。当时在县城离我家不远处有一座很小的电池厂，他们就将自己的产品定名为“长虹牌”电池。这座大桥的建成，终于结束了望奎人去绥化、去省城必须乘船渡河的历史。
随着我逐渐长大和便利条件增加，呼兰河、松花江、哈尔滨对我的吸引力更强，让我积极主动地寻找机会去看、去玩。
大约是在我读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，看到叔叔手里有两本书：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，萧军的《八月的乡村》。记得我曾向叔叔借阅过这两本书，感到看不懂，所以觉得没趣味。但从那时起，我就已经知道呼兰河是一条名河了。长大以后我更知道，呼兰河是绥化地区4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最长、最宽的河流，松花江更是全国第7大河流。
在10岁左右那几年，我跟着爷爷奶奶、叔叔舅舅，甚至跟着同学的家长，多次去哈尔滨；13岁以后，我居然在寒暑假独自一人乘汽车、转火车多次再去。
就读小学五、六、七年级及后来上中学时，正值“文革”期间，学校基本上不正规上课了。有一位同学的邻居（或是亲属）是县里中粮车队司机，我俩就经常赖皮赖脸地求那位司机叔叔带我们到“河口”去玩。这位叔叔有往绥化运粮任务时，我们就搭他的去程车，在绥望桥头下来，玩儿两三个小时后再搭他的返程车回家。
萧红和她的代表作《呼兰河传》年龄又长了几岁后，见识增多，信息增加，我逐渐知道了北京、上海，知道了长江、黄河，知道了泰山、黄山，知道了渤海、黄海……
那些年，每当我到达呼兰河、松花江岸边时就不禁会幻想，这浩浩荡荡的河水、江水，最后都流到哪里去了呢？远方那些更繁华的都市、更神秘的名山大川究竟都长得什么样呢？
随着这类幻想越来越多，我的心思也越来越野，却又不知道怎样才能走得更远，怎样把自己的幻想变成现实。所以，我那时更现实的想法就是盼着快点长大。
青年伴恋
读了7年小学、3年中学（当时因“文革”不分初高中）后，我和同学们离开了校园，被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裹挟着离开了父母，离开了并没有多少城市元素的小县城，带着自己的户口和粮油关系，背着行李卷和洗漱用具，乘大卡车到了乡下。那一天是年7月5日，我还未满17岁。
鬼使神差，17岁的我居然又回到卫星，被分配到公社良种场第三生产队插队。那一年的夏秋两季，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呼兰河那蜿蜒飘逸的妩媚身影。
生产队耕地南端，就是呼兰河北岸被叫做“南山头”的小山坡。每次锄草或者收割于田垄之上，我都盼着快一点到达“歇气儿”时间，盼着享受那在河畔坡地上的眺望和遐想。
一群稚气未除的青年人坐在田垄地头上，迎着呼兰河的粼粼波光，幻想着自己的未来。我们并不知道会在农村呆多久，更不知道是否会当一辈子农民，但嘴上还是要硬撑着喊出“广阔天地炼红心，扎根农村干革命”的口号。我那时的理想就是能回到县城当一名拿月薪的工人，哪怕是返城扫马路都行。
少年不识愁滋味。不管在农村的生活有多苦、劳作有多累，“知青荒友”们还是保持着乐观情绪和积极心态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都会坐在呼兰河畔情不自禁地哼唱起“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”的优美旋律。遗憾的是，我那时还没有见过真实的稻子，因为我们那里的农田只种玉米、小麦、谷子、高粱。
其实，在我心底还隐藏着一种不敢说出来的小心思，因为怕被戴上想当“逃兵”的帽子。我的奢望就是盼着有一天能真的走出东北，去领略长江、黄河的波澜壮阔，陶醉江南水乡的迷人稻香，甚至幻想着自己能化作呼兰河上的一叶扁舟，随波飘荡到未知的遥迢远方。我那几年特别羡慕燕子和大雁，羡慕它们自由自在地南来北往，羡慕它们翻山越水的见多识广。
几个月后，上级部门为了便于管理，也可能是为了让我们离家近一点，便把卫星良种场知青点整体搬迁到县城西北角四、五公里处一个叫“于上岗”的村子。不难想象，“鱼在岗上”，这地方的贫困程度不言自明。搬迁后虽然离家近了，但却离呼兰河远了。要知道，呼兰河河口，当时是望奎县最美丽景观之所在。
那个年代黑龙江农村的冬季，没有任何农活可做，一群又一群知识青年怎么管理？收入从哪来？结果又一次鬼使神差，上级居然整合了我们几个知青点的“荒友”到绥望大桥西侧河滩上采挖、筛选河流石，卖给建筑公司做建筑材料。
这是我第三次生活在呼兰河畔。
黑龙江隆冬之冷，是华北以南地区的人们无法想象的；上世纪中叶的黑龙江隆冬之冷，是生长于当代的人们无法想象的。记得那时冬天的大雪经常会封住房门，严寒会把路面冻出巴掌宽的裂缝，真可谓冷得惊胆动魄，冻得刻骨铭心。
我们筛石的工地就在河滩上，白天上工要顶着河套里凛冽如刀的西北风；我们居住的工棚就在几十米外的河岸边，晚上睡觉要戴着白天在室外戴的棉帽子。
晴天吃完午饭，我们有时贴墙根蹲在室外窗下晒一会太阳。皑皑白雪的无损反射，似乎放大了冬日阳光的刺眼程度。我们眯着眼，迷茫地望着曾在春、夏、秋季滚滚奔流的呼兰河，这会儿却凝结成一条晶瑩洁白的玉带，似乎把我们的青春都缠绕在其中，同时也羁绊住了我们的梦想。
如此恶劣的条件，磨炼了我们的意志。多数下过乡的知青走出农村后，都变成了不怕困难的人。面对艰难困苦，我们不但不逃跑，反而努力劳作，并尽可能地充实自己的业余生活。
记不得是谁带去了一本《怎样识简谱》，我便不时抽空翻看几页，不知不觉间竟基本学会了视唱简谱。午休或傍晚时分，我们或吹笛子，或拉二胡，或玩口琴，时不时还会有人偷偷哼唱“小河静静流，微微翻波浪”之类的爱情歌曲。因为那时“文革”还没结束，又是中苏关系的紧张时期，所以这类歌曲是不可以公开唱的。
呼兰河流域示意图不让唱爱情歌曲，却挡不住男女青年的钟情、怀春。我也不是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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